【忙了一天,晚上陪夜,可以慢慢改文了,479在半夜】
【HIV志愿工作还是要宣传一下的,就当看短篇了,转自医学界】
2009年,我从医科大学毕业,回到老家县城工作。母亲像着了魔一样,每天趁我还没起床,便跑到床头边抹眼泪边念叨:“你这么大年纪不结婚,让我和你爸在邻居面前都抬不起头!”其实我喜欢男生,但那时没胆量,加上读医科大学时连老师都说同性恋是一种病,于是硬着头皮结婚了。
婚姻只持续了不到一年,唯一一次亲热,是妻子提出来的。我虽然抗拒,可在心里劝自己:试一试,万一成功了,就可以要一个孩子。
但我失败了。
失败的不仅仅是婚姻,还有接下来父母对我的冷暴力。他们对我不理不睬,在极度苦闷中,我和新认识的几个朋友在县城里乱逛。当朋友们问我为啥离婚时,我忍不住说了实话:我是同性恋。
第二天,这几个人居然逼上门来,让我拿出五万元“封口费”,不然就把“秘密”告诉单位、告诉家里。
我没有办法了。想来想去,在害怕与忐忑中,我很快考到离家很远的青岛,在一家综合性医院工作。
本以为自己跑了,一切都会好起来。谁知道,敲诈我的几个人居然半夜来砸我父母家的窗户。母亲问我到底怎么回事,我只能撒谎说是借了高利贷。最后靠着大舅拿出的五万块钱才结了这件事。
从那时起,我决定做一个“‘同志’活动中心”,让和我一样苦闷的“同志”有个地方抱团取暖。
我总觉得冥冥中天意或也是一种使命。刚来青岛几个月,我忽然出现了淋巴结肿大、拉肚子等艾滋窗口期的症状。我一下子懵了。
我不敢去自己所在的医院检查,万一被人知道了,我就抬不起头了!于是我找到了一位草根组织志愿者,在他的陪同下,去疾控中心验血。三天后,结果出来是阴性。那一瞬间,我想唱、想跳,连眼睛鼻子嘴都不知道放到什么地方好了。
那次检查以后,我邀请疾控中心的主任来“活动中心”看看。或许那个时候,我在潜意识里已经觉得要做点什么了,只是自己还不清楚。
我们简陋的活动中心让疾控中心的主任有些惊讶。这个房子很旧,里面只剩一台老电视,还是房东不想要的“破烂”。而这个电视,也是用了两年之后,我才舍得卖掉,一共卖了二十五块钱。
主任建议我可以给“同志”作艾滋检测。那时我还不清楚自己该怎么做检测,虽然我在一家草根组织做过志愿者,也知道采血和使用检测试纸,可就是很难开这个口。我太知道“同志”朋友听到“艾滋病”三个字,心里一哆嗦的感觉。我希望来这里的朋友都能舒服自在。
但疾控医生的话最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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