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能立见成效,但是他的最大的优点是“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”。
文章富有革命色彩,但是在1919年的长沙,马克思与其他一些革命理论家相比,似乎并不引人注目。毛泽东期望一种更为公平的社会秩序。他有出色的组织才能,但是当时的毛泽东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理论形态。
毛泽东设想多种形式的联合会汇聚力量形成革命大潮。联合的目的很简明:“反对压迫民众的……强权者”,妇女、人力车夫、农民、学生等,各界人士都包括在这种联合之内,没有阶级界限之分。[13]
毛泽东以设身处地的口吻述说了各阶层的苦难,而对学生之苦则最为激动:
我们的国文先生那么顽固。满嘴里“诗云”、“子曰”,究底却是一字不通。他们不知道现今已到了二十世纪,还迫着我们行“古礼”,守“古法”。一大堆古典式死尸式的臭文章,迫着向我们脑子里灌。
在学校时,毛泽东就造过现已与之不存在联系的老师的反。现在,他要造社会的反。他信誓旦旦:“我们倘能齐声一呼,必将这历史的势力冲破。”
毛泽东的文章受到李大钊举办的《每周评论》的赞扬(“武人统治之下,能产生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,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”[14])。这激励了长沙合作组织“湖南各界联合会”在艰难中形成。
*毛泽东在《湘江评论》上发表的谈西方事务的文章笔力雄健,但有时也很怪异。他认为德国的“唯一出路”是与俄国、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联合成一个“共产共和国”。巴黎和会后,他讽刺法国首相克里孟梭说:“无知的克里孟梭老头子,还抱着那灰黄色的厚册(暗指巴黎和约),以为签了字在上面,就可当作阿尔卑斯山样的稳固。”见LiJui,pp?郾109~110.另外,黄雨川在《毛泽东生平资料简编》(45页)中说,毛泽东当时并非像李锐所说,单独负责《湘江评论》的编辑工作。
在开始公开自己的观点中,毛泽东转入一新的开端。读书学习,在书页上写一万字的批注是一回事,在公众面前亮相则是另一回事。这是一种行动,其言论将会造成后果。毛泽东不再只是探索周围的世界,而是在逐步改造这个世界。
军阀张敬尧查封左派刊物的习性,就像看门人在能源危机时熄灭灯火一样。一批全副武装的士兵一夜之间就把只出了五期的《湘江评论》扼杀了,它的主办者湖南学生联合会也在同一夜被取缔。
当时各种小型杂志多如飞雀,过眼即逝。毛泽东很快又入主《新湖南》杂志,这家由湘雅医学专科学校的学生主办的杂志同样是五四运动的产物,因暑期人手短缺,故欢迎毛泽东去当编辑。该杂志创刊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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